法治中国应该建立在法理中国的基础上，也只有在法理中国的基础上才能建成法治中国。
理论思维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人们的理论能力和理论水平，使人们能够合乎理论思维的规律、特点和要求去理论或论理，比如提出概念、作出判断、合乎逻辑、正确推理等等，它们构成一个具有解释力的解释系统。{21}这是基于作者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去对应法律思维所得出的结论。
对东德政府而言，防止本国人民越墙逃往对方是重要目的。但有人反对在法律思维中进行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因为法律思维就是要法律至上，要一准乎法或一断于法。有条件地尊重客观事实，也没有违背实事求是。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司法对立法的反馈和促进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辩证思维具有灵活性、两栖性和转化性，才能认识和把握矛盾的事物。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话说了等于没说，也不等于说一些类似的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套话、空话、大话，甚至假话。只有高度发达的人类思维才是辩证思维。那么，能否将结果导向再向前推进一步，将结果分析变成社会科学分析？ 这样看来，不论是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在司法裁判中都试图坚持法律与政治的分开。
这样的安排，一方面需要与宪法学、民法学和刑法学等部门法学的安排相匹配，另一方面也能够起到引导学生对法理学进行兴趣分流的作用。法律社会学主要研究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被认为是传统西方法理学三大学术流派之一。同时，通过引证也可以发现法学不同学科的差异，民法、刑法始终是大学科，其引证往往以本专业内相互引证为主。大致说来，已经做过的法学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主要有：(1)学科研究：研究以法理学学科为例，批评了法理学的概念过于混乱、知识老化和知识更新缓慢的问题。
[18-19]特别是关于两类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和处理，仍是指导今天进行国家治理和法治实践的基本原则。这不仅体现在法理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也体现在法理学的研究中。
面对复杂多样的中国法治，人们需要重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分析[14]，重温理解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法的起源和国家的作用[15-16]，需要重温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7]。如果再加上一个限定词——当代中国的法理学，那么能够联想到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有沈宗灵、孙国华、张光博、张文显、朱景文、季卫东、朱苏力、徐显明、李林、梁治平、夏勇、邓正来、张志铭、舒国滢、郑永流，以及更年轻一代的法理学者，等等。目前做的基本上属于修修补补，并没有根本上的革新。因此，未来有必要加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
④ 参见：Lon L Fuller, 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Harvard Law Review, Vol. 62, No. 4 (Feb., 1949), pp. 616—645。该学科是由老一辈法学家陈守一、张宏生、沈宗灵等人开创起来，并且由周旺生、朱苏力、张骐、强世功等继续发扬的。2006年，《法律和社会科学》集刊创刊，目前一年出版1卷2辑，并在2014年成为CSSCI来源集刊。第二编是法律的规则(规则、法系、权利)。
因此，文章不会去讨论法理学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也不会去讨论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常常遇到法理学与部门法课程如何衔接的问题。
这是因为大家普遍认同的法理学应与jurisprudence同义，是高级理论而不是用来给低年级学生介绍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但20多年过去，后来编写的很多法理学教材就像钟摆一样，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有学生将其编为十六字口诀：左手科斯、右手哈特，心怀密尔、头顶富勒，这正好也概括出法理学的四个基本面向。另一方面，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侧重涉外法律和律师实务的特点，对法理学的讲授内容也会有所调整和突出。如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表述，基本上得不到民法学界的认同。该教材这样写道：法理学，即法学基础理论，与西方的法哲学同义。⑪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研究重镇，而现在需要更多年轻学者加入到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专门研究之中。两者都要面对中国司法实践，针对中国的司法实践给出中国答案。
有关晚近几十年法律社会学的发展变化，已经有比较好的归纳。总的来说，在知识类型上，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两者没有高下之分，可以各做各的，可以相互欣赏，也可以相互批评。
第四编是法律的情境(时空与人口、社会转型、政党政治)。同时回过头再看，今天的法理学教材体系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确立。
⑩ 参见：尤陈俊所写的《社科法学的成长与发展》，载《南开法律评论》第10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2页。研究指出，对于不同法学院来说，应当差异化发展，找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样才能在法学院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而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实际上也是中国法学继续发展不可绕过也必须重视的政治现实。⑦这里主要是交代笔者的研究工作，从这一侧面透视晚近十多年来法律社会学的发展过程。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制定《2018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二是法学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是对中国法学研究状况和法学教育状况进行经验研究。
教学 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如何讲授法理学这门课着实要另费一番思量。在本科高年级学期，主要讲授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法律价值、法治、法学学说与流派，以及法律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
笔者曾分别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对此有着切身体会。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共识要大于分歧。
[3]他关心的不是法律语词，而是法律语词背后的历史变化和因果关系。由此可见，法律社会学是否归属法理学，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纯粹理论命题，而是与资源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的。
(4)期刊研究：研究CSSCI法学期刊中谁更有学术影响力，测算的标准既不是引证总数也不是影响因子，而是相互引证次数。例如，布迪厄提出的司法场域概念，就可以分析法官、律师和当事人在司法裁判中的权力关系和互动过程根据《美国代理法重述（第三次）》第3.05条规定：通常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授权与他人产生法律关系并受与第三人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约束。然则，在抽象人之外，民法仍存在具体人的概念。
[94]也许对于智能机器人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未知道的情形要多，但法律却不应当在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的道路上关闭所有的大门，或者说，至少在关闭所有的大门时应该为其打开一扇窗。（一）伦理性人格只是近代民法发展的产物 人格制度的演变直接反映了整个民法观念、价值的发展变化。
这主要是因为自然人的禀赋、受教育程度、拥有的财产等差异，导致抽象人的变异。[12] 毋庸置疑，民法上确认法人的民事主体人格，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视角。
人格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实质特征，民事能力概念的意义在于揭示民事主体的差异性，具体刻画民事主体存在与活动的状态与特征。[45] 其次，正如法人享有财产权一样，机器人也应该享有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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